一个时代不可缺少的呼声

读《时代与先知——关心社会与时并进的神学教育》 之回应

本文是作者作为建道神学院对过去的建造事奉生命的反思而写的其中一篇文章。涉及了“先知”与神学教育、文化之间的关系、时代与社会关怀及牧职身份的重塑方面的内容。文章的结构清晰，可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的主题是先知与神学，作者认为神学教育的使命及目标是应该包含孕育先知气质的层面。因为先知对罪恶有异常敏感的触觉，能够看到那些在人看来无关痛痒的小事上受害受损的不单是人，更是上帝的公义。然而先知气质与当今神学教育所注目的存在不少张力，教会若要对时代文化有所贡献的话，就必须敢于有独特的信息向世界宣告，因此神学教育就需要考虑应“与时并进”抑“逆流而进”。作者认为先知的出现是针对一个悖逆败坏的世代的群体，能够看到时代精神的最深处，在繁华下看出腐烂并其所引向的结局。先知的特质是“领受说话的生命形态”，这与神学教育的首要任务是相符的。因此，神学教育所要栽培的是先知式的生命，其影响将从个人开始引向社会及整个文化结构。

第二部分的主题是文化与神学。作者认为文化是神学的载体，它与盛载的道结合成有机的生命，成为信息的本体。他还认为文化是上帝在人类堕落之后，为免人类相咬相吞而设立的“保护设施”，因此，文化救赎是救赎的一部分。至于神学，作者认为那是批判的科学，批判（检验）教会的宣讲是否忠于上帝的话语，它的任务就是要揭示人性的扭曲，并指向上帝创造人类时原本的应许所在，而神学教育则是清理愿意聆听上帝话语的人心中满布的前设的工作，并引导学生深入掌握人性不同生命境界的实况，将现实与上帝原初的应许作出对照。因此神学教育必然进入捆绑人的文化建构内，以神的道做拆毁和重建的工作。

第三部分的主题是弃守文化的代价。作者以福音派教会为例谈及当教会放弃了文化和历史的责任，到头来反被崩溃中的文化扭曲其生命，甚至使她失去核心的信仰。特别讲到美国福音派神学家因为内部神学的斗争而在教会信仰如何进入公共论说而成为公共理性的一部分方面交了白卷。福音派在文化转变的过程中将文化建构的发言权拱手让人，以为只要致力布道、植堂，领多人归主，文化自然会转向上帝的国度，结果在这场世界观、真理观、价值观的论战中，采取全面弃守的心态。而在不知不觉中教会却不得不面对文化大转变所带来的西方后现代“诠释文化”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冲击和挑战。

第四部分的主题是人文精神的失落——神学基础性的挑战。在这个部分，作者从近代社会状况谈到世俗主义和“现代性”主观主义（人作了绝对的主体）所带来可怕影响，并从一种“失我”的现象中看到现代人割裂、散乱、浮移不定的人格是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危机。

第五部分的主题是与时并进的神学教育。作者从教会历史中看到对社会关怀的重点应该是人文精神的重建，人内在生命的重塑，神学教育的重要起点则是要回到精神、心灵的层次，不过，不是个人而是针对一个时代的“灵魂”，整个文化的生命。因此作者提出，首先，神学教育要返璞归真——学习作“受言者”，学习倒空自己，接受神学乃是言说不可言说的言说的事实，以致能向上帝的道全然敞开。透过静默的生命操练，一方面学习“无心”地聆听上帝的话语，另一方面孕育出爱的生命之道的主动。其次，透过历史的透析教会能反省上帝塑造历史的轨迹，能去了解世界思潮的来龙去脉，了解所受挑战的源头，以致直入这些挑战的根本。再则，神学教育需要透过公共神学的确立学习进入与社会的对话中，解说基督信仰的价值与社会大众间的关系并提供让他们选择的空间。最后，透过教牧身份的重塑提醒教会反思传统“事奉”的局限性和狭隘性，让“信徒皆祭司”的信念能真正实践出来，因此神学教育要走向职场，让它成为教会的牧场。

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回顾历史，特别是近现代教会的处境以先知的气质为引子谈论当代神学教育在文化方面的缺失，呼吁对文化的救赎并确实地进入到世界中发挥影响力。笔者相当认同他的观点——这个时代需要有先知式的声音！当教会在现代社会的处境中出现盲目多元亦可、和谐至高的现象时，将面对的是被社会濡化而消亡的危机。正如史百克（Sparks）所说：倘若先知的职事真是为着神在子民中完满旨意的恢复，那么这职事正是今日最迫切的时需。 而神学教育与教会的牧养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神学生的素质决定教会将来的素质，神学训练的路线决定教会将来的路向。 因此笔者认为先知型教育作为一种对时代信息及神学教育的导归，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笔者藉此以先知型教育的特征为基础浅探此类型的神学教育的必要性来回应作者之所著。

首先，我们会发现先知型教育是受先知神学影响的，而先知神学具有游击性格（partisan），因时制宜，针对的是具体的群体，它满足于全体中的部分，不惜为这一小部分抵触其他一切。 因此先知型教育就极具时代性及挑战性。所以先知型教育必然与教会所面对当下的社会处境有关，并且它所挑战的是当下社会主流的声音，为那些弱势、边缘性群体发声。 为的是让上帝的声音在此响彻，让上帝的心意在时代中得以显明。先知型教育必须培育、滋养、并开启一种意识和感知，不同于主流文化所具有的意识和感知。

其次，先知型教育的信息具有批判和盼望两个面向。这种信息批判一切不与上帝心意相符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社会层面及相关的社会行动，其意乃是为了提醒信仰群体的回归。特别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的先知职事上看到这种批判：言论与行动。 而十架提醒我们，有效的先知批判并不是个旁观者，而是接纳哀哭，进入死亡，体会被批判者的痛苦。 因此，信息的另一个面向即是盼望。盼望的信息旨在对新人类的创造，耶稣的言论，就像所有先知传统的言论一样，从祸论走向福论，从审判走向盼望，从批判走向激励。 因此先知型教育能够形成激励的典范（model for energizing）。 当然，我们也要小心，过度的批判和不合理的盼望可能成为标新立异或哗众取宠的安抚（bread and circuses）而加深、助长绝望。

再则，先知型教育的特点是始于对上帝的聆听继而转向对社会延传。这点如作者在文章中所谈到的，先知的信息始于对上帝的聆听，并孕育出对社会之爱的生命之道的主动。因此，聆听虽然可能产生对教会某些传统的颠覆，但却是对教会如何回应上帝之道作出自省及反思。而延传方面正如史密斯（Andrew McAuley Smith）所说，对教会来说，最核心的问题是，先知型的声音是否已经融入了当代文化。神的百姓努力挣扎维持对上帝话语的忠诚，他们必具备先知型的哭喊，向主流文化的旷野发声。

最后，先知型教育的传递的立体层面：宣讲、文字及行动的见证。 关于前两个层面笔者就不多言，对于第三个层面笔者认为先知型教育应该具备身教式信息的传递。因为神学教育并非只是学术的承继、交流、突破与延展，更具备生命及生活的表达。赖特（N. T. Wright）认为关于耶稣的行动应该当成是一位先知在宣扬神的国，而所做的事就是具有深刻启发的象征符号。 以行动来发出先知的信息，来教导上帝的百姓重新来认识上帝的国。布鲁格曼（Brueggemann）也认为耶稣的先知性信息是身教及言教的。 亦如我们平日所言，耶稣基督本身即是道及上帝的见证，因此，笔者认为先知型教育应包含行动的见证这个层面。

小结：笔者认为今天的教会面对内忧与外患。 上帝的常性临在观、漠视社会的圣别观，这样的信仰文化去除了教会存在的本质及意义。 教会如何面对自身，如何面对所处的世界在这样的文化中被化约，教会需要去面对和思考。基于神学教育与教会关系的紧密性，笔者认为先知型的立体式的神学教育在这个时代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呼声。

（正文字数2967）

参考书目

赖瑞仁。《神人——以色列先知的研究》。台北：财团法人基督教中国主日学协会，年代不详。

史百克（Sparks, T. Austin）。《先知的职事与呼声》（The ministry and the voice of the prophets）。林三纲、张竹君、潘秋松合译。美国基督徒出版社，1994。

汤姆•赖特（Wright, Nicholas Thomas）。《翻天覆地——重新看见耶稣是谁》（The challenge of Jesus: rediscovering who Jesus was and is.）。童欣仪译。台北：友友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

瓦尔特•布鲁格曼（Brueggemann, Walter）。《先知式的想象》（The prophetic imagination）。谢乐知译。台北：台湾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9。

张慕。《唇齿相依的神国伙伴——教会与神学教育》。香港：建道神学院，2005。